校庆专题琐 忆 父 亲
朱 家 托
父亲，这个名词的精髓是什么？《说文解字》上说：“父，矩也，家长率教者。”那什么是“矩”呢？《辞海》上说：“为方之器。”
在我的父亲朱丝纶先生离开我们四十七年之后，回忆他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“矩”的博大精深……
两竹箱子刊物和报纸
我家厨房兼餐厅，大约四十平方米。南边是锅台，东边堆槎柴，西边和北边摆上竹橱和餐桌。在西北角上有个半截楼。这“楼”没有固定的梯子。如果要上楼去，就得到仓房里去扛梯子。楼上无窗。借厨房“亮瓦”上漏下的几缕光线，隐隐约约可望见两只大竹箱子。
竹箱子里装着什么呢？
其时我是小学生，跟随二姐朱素琴到离家有五十多里地的江塘小学读书，只有寒暑假回家，而回家吃饭时，偶尔望见楼上的竹箱子，禁不住想搞个明白。
有一天上午，家里人都外出忙生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机会来了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扛来了梯子，悄悄爬到厨房的半截楼上去。一掀开竹子做的箱子，嚯，全是刊物和报纸，放得整整齐齐的。我抽出一本，走下梯子，跑到窗口边一看，是《世界知识》。封面左下方一笔一画地写着“朱丝纶”三个字。原来这是父亲早年订阅的刊物。《世界知识》当时主编是金仲华先生（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），乔冠华也经常在此刊物发表文章。竹箱子内还有《新中华》和《大公报》等。
后来哥哥告诉我，这两竹箱子刊物和报纸，原是放在父亲卧室的楼上，因怕抄家，便搬到不易被人发觉的厨房半截楼上。
父亲是教x+y=z的中学数学老师。一九三四年从安庆高中（即现在的安庆一中）毕业后回故乡任教，从小学教到中学。到我出生时，父亲已有九年教龄了。
原以为父亲只对x、y与点、线、面感兴趣，谁知道父亲已走出自然科学的围城，涉猎社会科学了。
父亲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谦恭的人，我没有听到过他说自己如何博览群书，而两竹箱子刊物和报纸却无声地告诉了父亲不懈的追求。
作家、副编审何鸿先生（笔名李晴，著长篇小说《天京之变》《没有阳光的城堡》等），回忆一九四二年在六邑联中读书的情景时写道：“……另一位教数学的朱丝纶先生”“也是我不能忘记的”，“朱丝纶先生教我们小代数。上课时，他偏重启发的方法，一面在黑板上列式，一面要学生口述演算方法和结果。两三个例题做完，公式便记得牢牢的。我的数学程度一向很差，但丝纶先生教我的那几个学期，每次考试都可得七八十分。丝纶先生还热心参加学生的演剧活动。每个学期结束前，我们都要举行两三个晚上的同乐晚会，各班上演自编自演的剧目。有一次同学们要我编写《常德大捷》的活报剧，我们便请了丝纶先生任‘时事顾问’。他认真地为我们绘制了常德会战形势图，设计了何应钦、陈诚等高级将领的台词，演出获得很大成功。” （见《太湖文史资料》第四辑，一九八七年十月版，第七十一页）
《安庆地区教育志》评价我父亲说：“先生治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教学有法，诲人不倦。”（五九八页）
校园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：“要教给学生一杯水，教师得有一桶水。”
一个仅有高中学历的父亲，竟能游刃有余地耕耘在中学讲台上，他不但教初中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还教授高中的代数、几何。个中秘密就是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呀！
一条汗毛巾
一次，母亲把父亲回家换下的衣服洗好晒干后，叫我送到学校去。那时，太湖中学校址在岔路口。我走了十里山路，走进学校时，看见父亲正在上课。他向我做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叫我到他的房间等候。之后，他又继续声若洪钟般讲课了。
下课后，父亲满脸是汗走回房间，衫上汗湿了一大片，仿佛三伏天从田间劳作回家的农民。
我忙递上一条干毛巾给父亲。
“我上课时就喜欢出汗。”父亲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说。之后，一拧毛巾，汗水竟滴滴嗒嗒起来……
我忙打开带来的衣服。
父亲挑了一件衬衫穿上身，连连说：“及时，及时，你妈妈真细心！”
一条毛巾，修正了“教室是风吹不到日晒不着”的偏见。从本质上说，教师就是农民。
欠 条
一九五六年秋天，我也考进了太湖中学。
其时，太湖中学从岔路口搬迁至太湖县城北门，已有一年了。
虽然当时父亲月工资七十二元，是当时太湖中学最高工资级别—— 中教五级，但“一枝粉笔”要挑起全家十一个人的吃喝穿戴，是何等力不从心！何况大哥、二哥和我同在太湖中学读书，父亲的工资怎不捉襟见肘呢？所以，每当开学缴费注册时，父亲就写下一张欠条，请总务处在他以后几个月的工资中扣除。我们拿着父亲签名盖章的欠条，走向缴费处。
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，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勇敢地做出寅吃卯粮的事情。
一小块甜饼
父亲的宿舍是当时教师宿舍一楼东南角的一间八平米的斗室，泥土地面，室内仅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小两屉桌，一把木椅，一副蓝色小木橱和一个小洗脸架。地面上空隙只能容一人侧身走动。我和大哥、二哥在太湖中学就读时，都住在学生寝室内。
每天绝大部分时间，父亲都是在数学教研组办公室里度过的，到下班休息时，才回到斗室里。
有一天，我趁父亲还在办公室，便走进斗室，打开蓝色小木橱。小木橱里有上下两层，上层整整齐齐码放着图书，下层摆放着《光明日报》、数学专业刊物和教学笔记本等。
在图书旁仅有两寸空隙处，放着一小块方形甜饼。饼面黄得冒油，芝麻馅儿都渗出来了。
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的父亲吃的零食。
那芝麻的芬芳，那金黄的色彩，强烈地诱惑着我的食欲，以致口水直流。这会几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我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力量，理智在它的面前已无能为力了。
于是，我把小甜饼放在手上反复欣赏之后，下意识地掰下一点点，塞到嘴里，幸福地品味好久才咽下去。剩下的部分，我又悄悄地放回原处。
五角钱
一天，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斗室内：
“竞恕（我的小名），从现在起，我每月给你五角钱，供你零用。你两个哥哥我每月各给两元钱，供他俩零用，好吗？”
我连连点头。
许是与执教的数学专业有关吧，父亲观察问题是见微知著的，分析问题是条分缕析的，做事是极有程式化的。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极严格的。
从父亲的眼神中，我分明地觉察到，父亲已知道我偷吃了一小块甜饼的一点点了。他没有责备我的“偷吃”，倒是脸上呈现了难言的自责表情。
于是，父亲把五角钱放到了我的手上。我至今还感到那手很暖很暖。
这是承载着滚烫的慈父之心的五角钱呀！
55分
当年我们读书时，数学是分为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的。初中一年级学算术，初中二年级才开始学代数、几何。
我就读于初一（甲）班，算术是由徐近老师教授的，而初一（丙）班的算术是由父亲教授的。
父亲有一个重要的“易位施教”的教育主张；把自己的孩子当别人家的孩子教，把别人家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教。因此，我和大哥、二哥在太湖中学读书时，都是由教导处编班入读。父亲既不挑选班级，也不把我们安排到他执教的班级读书，尽管那时父亲在教育界已小有名气了。
一次算术考试，我只考了55分。
徐近老师和父亲同在一个数学教研组办公室里办公，办公桌也是紧挨着。我的考试成绩父亲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晚饭后，我被父亲叫到斗室。
我的算术考卷平展展地出现在小桌上。
父亲的脸上虽消失了往昔灿烂的阳光，但也不见阴云密布倾盆大雨即将来临。
他颤抖地从抽屉拿出一张纸和一枝铅笔，停顿片刻后，很平静地对我说：“靠近桌子一些，这样才看得清楚、仔细。”
他把我做错的题目重新讲解分析了一遍。父亲擅长图示法。他用很直观形象的大小线段把试题的关键深入浅出地揭示出来了，像一间密封的房间突然打开窗，我豁然开朗。然后，我接过父亲手中的铅笔，把解题过程完成了。父亲拿起红笔，在解式后画上一个红勾（√）。
父亲把试卷交到我手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记住，一要认真研读题目，二要借助图形化解难点，三是解题思路要合理。”
他的眼光久久停在我脸上。之后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我知道，一位小有名气的数学老师，自己儿子的算术成绩竟不及格，这对自尊心该是何等重的致命一击啊，但父亲把这一切像吸一口气一样吞进肚子后，却表现出异乎平常的沉着镇定。不是说“矩者，为方之器”也？原来，这器首先是智慧之器呀！
放 牛
暑假的一天，我从外婆家回来，走到屋场前的竹林旁，见父亲正牵着一条黄牛，黄牛在路旁美滋滋地吃着青草。
“四先生（父亲在叔伯父中排行老四，村民们都以“四先生”称呼父亲）喜欢放牛?”有一位村民从稻田看水回来，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吃惊地问。
“是啊，放牛好，我愿做个放牛郎。”父亲非常诚恳地回答。
父亲的回答，使我立即想起他撰写的一副贴在大门上的对联：“足食丰衣大家一样，耕田织布其乐十分”。
一九五二年暑假，父亲到芜湖参加了安徽省中学生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班。从这以后，父亲更看重体力劳动了，父亲试图通过体力劳动来完成一个从“教书先生”向“劳动者”的转变，试图通过体力劳动时的“汗水”，来校正人们对“教书先生”的偏见。
父亲经常带领我们兄弟姐妹扫天井、堂厅和门前的稻场，清理阴沟里的污泥杂物，扯掉阴沟坝上的杂草，他还边干边讲“劳动创造了人和世界”的道理。
明 信 片
一九五七年暑假，父亲和太湖中学的老师一道，到安庆参加整风学习，当时上级号召大鸣大放，帮助共产党整风，历时约两个月。开学不久，不少教师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或“反革命分子”。一场扩大化的“反右运动”席卷了太湖中学校园，当时太湖中学全校教师的60%被划为“右派”或“反革命”。不但不准他们教课，还将他们“扫地出门”，发配“九成”（劳改农场）。
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一天中午，我来到斗室，发觉父亲用的被条、碗筷、脸盆等全不见了！父亲同其他老师一样被捕入狱了。
六月，我收到父亲自太湖看守所寄来的一张明信片。他叫我休学回家种田。
这是一张沉重的明信片。
其时，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，十五岁。
二姐没有让我“休学”。她省出钱让我完成了初中最后一学年的学业。
一九五九年秋天，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庆师范。这所学校的学生学籍号是以考试成绩编排的，我为中师一（二）班第一号。因为读师范是免交学费的，国家还给学生每月八元五角钱的生活补助费，而当时，这生活补助是可以保证吃饭的。这样，读师范基本上是免费的，而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开支又由二姐“承包”了。
一九六二年七月，我结束三年师范生活，走上人民教师岗位，真正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了。
一套《辞海》与一件夹衣
一九八○年，中共太湖县委为我父亲朱丝纶先生平反并恢复了名誉。
其时我已从教十八年。
我的案头放着一套一九三三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卷本《辞海》，重达2.4公斤。这三卷本《辞海》当时的售价为光洋十五元。《辞海》的首页和尾页，都盖有父亲的篆体印章。《辞海》曾帮助父亲博览群书，而后我又接下父亲的《辞海》，求知问路了。我有悖于父亲钟情的数学专业，却阴差阳错地教起语文来了。只有中师学历的我，从小学教到初中，教到高中，《辞海》帮了大忙。她是我在文化业务上进修，特别是古典文学进修时的老师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经过“横扫一切”的文化大革命后，工具书奇缺，我那躲过“横扫”劫难的《辞海》（当时如果被发现将视为“封、资、修”毒草），就更加珍贵无比。在我任教的那所高中里，父亲留给我的那套发黄的《辞海》成了稀世珍宝，不仅为我，也为许多青年教师在教学中排忧解难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授之鱼不如授之渔。《辞海》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贝呀。
我的衣柜里还有一件咖啡色黑直条纹对襟夹衣，有七粒扣子（比传统的多了两粒扣子），袖口和衣领都已既见高山又见湖泊了。
这是父亲在安庆高中读书时穿的衣服，是外祖母给父亲做的。父亲十二岁时祖父（朱克诚，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，太湖熙湖单级师范学堂（太湖师范前身）首任校长，开太湖县办新学之先河）去世，父亲十八岁时与母亲结婚。到安庆高中读书时，父亲已结婚两年了，学费等主要靠外祖父家供给。
记得一九五九年秋天，十六岁的我考取了安庆师范，离开家时，母亲从衣柜里拿出这件咖啡色直条纹对襟夹衣，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爷爷（我们叫父亲为爷爷）在安庆高中念书时穿的。现在你也到安庆念书去了，妈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，就把这件衣服送给你穿吧。竞恕，你要像爷爷一样发狠念书啊！”
于是，这件咖啡色直条纹对襟夹衣，带着一种特殊的温暖，伴我度过了三年难忘的中师岁月。
穿过两代人的咖啡色直条纹对襟夹衣，历经风雨，领口和袖口都变成高山湖泊了。犬牙交错，作蜿蜒曲折状。岁月也无情地谈化了夹衣的色彩。我也长高了，长胖了，夹衣怎么也穿不上了，但我却不愿丢弃它。我把它珍藏在衣柜里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我常把它拿出来晾晒。奇怪，每每这时，我愈发觉得咖啡色直条纹对襟夹衣闪闪发光，有一种强烈的理念冲击着的我心灵，令我“竟无语凝噎”！
父亲生前最喜欢用一个词：光阴荏苒。是啊，在时间之河中，世人都是匆匆的过客。父亲也走进了历史，留给我们子女一个穿咖啡色直条纹对襟夹衣的沧桑背影，这背影又渐渐幻化作“矩”字，闪耀在远方……
二○○六年一月二十四日
